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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司马光这个人物
我看这个问题下面还有人骂司马光是“伪君子、卖国贼”。可事实上司马光才是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人，司马光是古典时代真正的大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
一、司马光的经济观点在农耕时代，就是经济真理
现在很多人黑司马光无非说司马光不懂经济，但是，说这话的人才是真正不懂经济。
根据计量史学派的研究，在工业革命以前，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总GDP和人均GDP增长都极其缓慢，甚至要几百年才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或者衰落；比如北大李稻葵教授对于明朝经济数据统计得出的结论就是明朝全国GDP增长极为缓慢，年增长率仅为0.29%，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维持在平均6公石（391公斤）小麦上下；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平均为230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到280美元；农业占GDP比重平均为88%，手工业和商业最高时也没有突破20%。
从以上数据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国家总GDP增长完全和明朝人口增加成正相关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增人增量”，这种增长在经济学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增长部分其实是被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无法形成有效积累。
这个问题在各项经济数据更加完备的清朝表现的更为明显了，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政府年收入几乎和清朝政府年收入持平，而日本农民尽管负担的赋税是同时期清朝农民的六倍，但是通过原始化肥等工业时代初期的产品，日本农民扣除完承担的税赋，他的收入都要超过清朝未缴纳赋税的农民收入。
英国这个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民众税赋更是仍处于农耕社会的清朝民众所想象不到的，比如1874年，英国人均财政支出是中国的261.07倍。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由于中国各个朝代经济史料多寡不一造成许多朝代的统计数据并不十分准确，但是一些基本概念已经是比较明了，如农耕时代人均GDP天花板很容易达到，而且波动幅度很小等等。
这就说明农耕时代的人，他个人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因此，整个社会财富总量和财富盈余也是相对固定的。
也意味着在农耕时代任何以增加政府收入为目的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的实质就是加税，而加税的实质就是从民众兜里掏钱。
所以，司马光主张的“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一观点，在工业革命以前就是经济学真理。
而最后司马光的预言成真了吗？我们来看变法后期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对话：“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二、真正试图拯救宋朝的是司马光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理由则不能明说，他担心皇帝借着“变法”为名集权，结果不出司马光所料。
就连明太祖朱元璋也认为宋亡于王安石“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
为什么司马光会担心皇帝借着“变法”为名集权？
这要从北宋一直到宋神宗变法前的政治生态说起，关于北宋变法前的政治生态，大家可以去看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我这里就不摘录了。
总之，北宋立国到神宗变法之前的核心政治思路，即“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两者相互配合；在这个体制里，皇帝和执政的宰相集团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受到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监察部门可以提出异议干涉执行过程。
这样架构的形成直接杜绝了那种皇帝自任聪明、躬亲万事而随时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颇。中央而下的地方机构采用分离制设置，同一政区内设置相互平行的机构，形成独立的行政管道和相互之间的监督制衡。这样的政治结构的特点就是用决策和执行的速度换来政局的稳定和极强的纠错能力。
而其制度设定的多重相互制衡和监督更是一改传统的“明君能臣”模式而将不犯误的责任从依赖个人能力转而变为依靠制度监督。同时，作为软件的配合，宽和的政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则，也培养了知识分子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各抒己见的昂扬士风。
李裕民先生将这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体制称为“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
在这个体制下，皇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宋仁宗曾得到过这样的评价“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说“百事不会”是这个体制下皇帝最好的素质可能有些夸张，宋仁宗也并非万事无主张只听凭执政大臣处理，但其“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的自觉接受各种权力制衡和监督却是维持这一体制的必须。
显而易见，在这个体制下，皇权受到了很大的束缚，这对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明君”、“大帝”来说是灾难性的。没有万事断自圣躬的无上皇权，也就没有他们表现其“明”，其“能”的舞台。
但是很不幸，宋神宗正是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寄望“大有为”，平辽灭夏，恢复“汉唐雄风”的“有志青年”，他觉得在这种制衡体制下他什么都无法发挥，他想做“快意事”。
当然，现在有学者认为宋神宗一开始就处心积虑的想利用王安石变法来集权，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宋神宗最初只是想做一些改变，因为这种制衡体系本身也是有弊病的，然而，在支持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在一次次在程序上绕过原来无法绕过的制衡措施，直至形成架空这个过程里，宋神宗作为绝对君主制下的君主本能觉醒了。
他在变法后期踢开王安石，单独策划“元丰改制”，在恢复前朝（唐）规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义之下，彻底在制度上摧毁了仁宗时代定型的宰相对皇帝最高决策和行政权的分享和制衡，而将宰相机构变成君权完全的下属，这样一来，他终于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彻底摧毁和乾纲独断。
这种绝对的君主权对于英明的君主未必是坏事，但是问题就在于在“保证皇帝是生出来”而不是“打出来”的王朝，任何人，哪怕是神都无法保证每一代都是英明君主，而一旦这种绝对君权落在一个平庸的皇帝手里，就会导致一场大灾难。
宋徽宗就是最好的证明，和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不同，宋徽宗时期的蔡京这个宰相已经完全依附于皇权了，他如果敢说“与士大夫共天下”这种话，他就会立即被宋徽宗赶回家吃老米饭，谁也帮不了他；在这种环境下，蔡京想要巩固自己的相权，除了对宋徽宗俯首帖耳，还能做什么呢？
比如联金灭辽这种事情，在宋仁宗时代，朝议一拖就能把这事拖黄了，可是到了宋徽宗朝，宋徽宗一声令下，就得马上去办。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保持制衡体制本身对宋朝才是最有利的，而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当然才是真正为北宋着想的人。
无论从先秦儒家追求权力多元角度，还是现实政治角度，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深层次理由其实是担心皇帝专权，在一个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好不容易才对皇帝有了一点点制衡，这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比中五百万几率小多了；可要破坏这种制衡，在绝对君主制国家又太容易了。
综上所述，司马光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更是农耕时代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或者说他是一位古典时代真正的保守主义大师。司马光才是真正的儒家代表，是真正把书读明白了，把书读通了的智者。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
评价司马光其实并不难，但必须要排除以改革为最高评价标准的模式，才有可能给他一个恰当的评价。
司马光一生以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为已任。宋神宗死，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大权掌握在高后的手中。高氏是新法的反对者，她掌握朝政后，任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中坚分于。在新法进行中，他居洛15年，从表面上看，是在修《资治通鉴》，但他并没有隔绝世事，人们视他为在野宰相。
司马光上任不过9个月，就去世了，但废新法，则不遗余力。理学家罗从彦曾经向他建议说，不要做得太过分了，孔子还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司马光听不进这样的意见。原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各人看法也不一样。在高后、司马光主持下，新法几乎全被废除。哲宗元祐（1086年～1094年）年间的这一套做法和神宗时的政事不一样，因此史书上称之“元祐更化”，或称之“元祐复辟”。曾经和王安石一起变法的人如吕惠卿、蔡确、章惇等都遭到打击。
司马光的另一重要事迹就是主编《资治通鉴》。这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巨著，由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和范祖禹共同编修的。全书296卷，记载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1362年的史事。这部书编纂的宗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部书取材谨严，进行了周详的考订。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
总体来说，司马光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坚决反对改革、守旧的、有良知、但也有缺点的历史人物。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名著。
谢邀。
俗话说历史人物皆由后世评说。但是人物本是就是复杂而矛盾的个体，如果可以一言以蔽之，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事件来认识历史人物，通过事件完成自己的理解。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正月，登州(今山东登州)发生一桩命案，十三岁少女阿云为亡母守孝期间，视财如命的叔父将她低价卖于同乡的懒汉韦大。这个韦大不仅相貌丑陋，还是闻名乡里的老光棍。阿云得知后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阿云趁着韦大熟睡之际，拎着自家的菜刀就冲到韦大床前胡乱砍杀，韦大顿时惊醒，连忙用胳膊抵挡，年幼的阿云看到韦大流出的鲜血，吓得立马跑了出去。韦大次日立马报官。在衙役面前，阿云极为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将她的杀人动机予以交代。县令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后，便以谋杀亲夫罪判处其死刑。
大理寺与慎刑司接到死囚阿云的案卷后，都认为阿云在谋杀韦大时还不是他正式的妻子，不构成谋杀亲夫罪，最多算蓄意谋杀，便改判其蓄意谋杀，但仍维持原判死刑。后来因为案情仍然争论不休，宋神宗便命司马光和王安石来评判。
“守旧派”的司马光支持大理寺维持原判，而力图变法的王安石则支持徐遵的从轻发落。经过一番激烈争执，宋神宗赵顼最后选择了王安石的意见，免除阿云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不久之后，宋神宗大赦天下，阿云就此无罪释放，而她与韦大的亲事自然早已作废。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赵顼病逝，年幼的宋哲宗赵煦继位，当时把持朝纲的是向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高太后。为稳固朝政，她将隐退十七年之久的司马光召回朝廷，并授予其宰相高位。司马光上位不久，便下令大理寺重新审理此案，深知其意的大理寺丞最后以谋杀罪判处阿云死刑。与王安石争斗半生的司马光，在此终于扳回一城，只是可惜了阿云这个无辜农妇。
